提 要
二胡協奏曲《滿江紅》於1979年動筆創作，1982年完成。正是處於民樂發展史上70年代末開始的協奏曲創作潮流，在這個時期，一些成功的二胡協奏曲陸續問世，開創了二胡演奏的一個新里程，這些大型作品普遍採用了民族的歷史、人物、文學等題材，並以從民間音樂取來的素材進行創作，反應出濃厚的民族氣息，而呈現了二胡音樂的一個新風貌。二胡協奏曲《滿江紅》正是引領此新風貌的重要作品之一，盼能透過多方的研究探討，對二胡協奏曲《滿江紅》作品本身，及其在音樂史上具有的特殊意涵能有更深入的認識。
本文主要依據John Blacking的理論，從「音樂性」（the musical）和「外音樂性」（the extra-musical）兩方面來探討二胡協奏曲《滿江紅》。在「外音樂性」方面，透過對作曲家何彬與二胡演奏家蕭白鏞的訪談、各類資料的蒐集整理，探討樂曲創作的時代背景、創作動機與歷程，及創作者與演奏者之間特殊的關聯與影響；在「音樂性」方面，對樂曲以音樂理論作分析，了解曲式結構，提出對音樂表達內容的看法，並歸納作曲者創作手法的特點。透過這兩方面的探討，對二胡協奏曲《滿江紅》在音樂史上具有的特殊意涵，提出「創作模式的特殊性」、「中心題材的功能性」、及「深具戲曲特色的音樂」等三方面的論述，並論及這些特性於創作、演奏、及欣賞等不同層面的音樂行為中交互產生的影響。
對於二胡協奏曲《滿江紅》創作的成功，成為廣大聽眾相當喜好的一首樂曲，筆者歸納出主要的原因有「創作與演奏密切的結合」、「選用大眾熟悉的歷史文學題材」、「採用滿江紅歌曲素材貫串全曲」、及「戲曲素材獨特的運用手法」等四方面。在民族音樂的發展史上，二胡協奏曲《滿江紅》創作上採用民眾熟悉的題材、膾炙人口的曲調旋律、及令人深感親切的戲曲音樂風格，以二胡與大型樂隊的演出型態，發揮二胡協奏曲這種大型結構體裁的特點與功能，而表達一深具民族精神的樂曲內容，以音樂來抒發當代人民的民族情感，也確立了此曲於民族音樂史上的藝術價值。